考虑到社保缴费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主体，我们以这两项进行国别比较，观察企业缴费负担。以美国为例，类似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联邦养老保险(SocialSecurity)重，企业和个人缴费分别为6.2%。美国医疗保险有多种，强制实施的是Medicare，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医疗保险”，雇主和雇员各交纳1.45%，用于职工的退休健康福利。
此外，很多企业为员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缴费形式多样。总体而言，企业养老和医疗的法定缴费负担不超过10%。加拿大的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更小：目前加拿大养老保险计划(CPP)中，企业缴费比例为4.95%，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企业无需承担医疗保险费用。但是加拿大的失业保险缴费比例较高，企业缴费比例为1.88%。
即便如此，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合计不到7%。再来看看台湾，养老保险企业缴费6%，医疗保险中企业缴费比例为4.91%。两者合计不到11%，同样远远低于大陆企业缴费水平。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负担重的原因何在?
一是承担社会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改革社会保险体制，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由企业包下来的做法，要求个人与企业共同缴费。但是，在改革前参加工作和已经退休的人此前没有缴费，却仍然享受社保待遇，为此需要社会保险基金为制度转轨“买单”。因此现行社会保险制度建立之初，就确定了较高的缴费率，以筹集资金维持当前社会保险制度运行。
二是社会保险制度建立缺乏积累期。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险方面。以美国为例，联邦养老保险建立于1935年，此时美国还未进入老龄化社会，二战以后又迎来了婴儿潮，加上大量的青壮年移民的影响，使得美国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有几十年的时间窗口，基金收大于支，积累了巨额养老金。
截至2013年底，美国联邦养老金累积结余达到5.6万亿美元，约为当年GDP的总量的31%。与此相反，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确立于1997年，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本不具备美国那样充分的时间窗口来储备养老金资产，客观上需要较高的缴费比例来筹措养老资金。即便如此，截至2013年，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累积结余仅为2.82万亿元，仅占当年GDP的4.8%，按照现有状况，目前的基金结余仅能维持不到两年的养老金支付。
三是社会保险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目前我国各项社会保险资金结余合计超过4.5万亿，其中主要是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为3.1万亿。目前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长期来看非但不能实现增值，还存在贬值风险。
与此相反，养老金市场化投资运营成为世界趋势。美国联邦养老金全部用于购买专门向养老金发行的特种国债，收益率较高。加拿大的养老金投资渠道广泛，过去十年实现了接近10%的年化收益率。上述投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养老金积累，间接减少了企业缴费负担。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政府必须敢于担当
承担了社会保险，主要是养老保险的转轨成本是企业缴费负担高企的重要原因，但这本是政府责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向职工承诺社会保险福利，以此换取职工对低工资的认可，并将原本应该为社会保险储备的资金用于经济建设。可以说国有资产一部分应归于计划经济时期职工劳动付出。
因此，在消化社会保险体制转轨成本上，政府必须有所担当，敢于担当。事实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也具备了这个经济实力：央行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公共部门净资产为106.9万亿元，狭义政府净资产为55.3万亿元。
与此相反，如果政府不予以真金白银(16.19, -0.02, -0.12%)的投入，仍然寄希望于企业和个人缴费来化解转轨成本，则危害极大：一是增加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竞争力;二是不利于扭转当前企业经营困难，经济下行的态势，影社会经济平稳运行;三是不利于收入调节，也不利于增强国民消费能力，促进经济转型。因此，减轻企业社会保险负担，化解转轨成本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是否有决断和魄力填补历史欠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