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酿造的树莓酒
回溯历史
法国带来葡萄,宾川种下咖啡
一般人认为,滇越铁路的通车,让云南的知名度在欧洲飙升,但这仅仅说明了一部分事实。
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中后叶,当法国人在印度支那半岛站稳脚跟之后,已有若干蓝色眼球把目光进一步投向北部的云南,这些人包括:传教士、法兰西殖民梦想憧憬者、外交官,以及科学家、旅行者等等。作为较早了解云南的西方人,他们在云南的所有见闻及发表的出版物,均直接助推了滇越铁路的诞生——1880年代,法国传教士许伍冬等人在德钦茨中传教,随手种下从法国本土带来的葡萄,成就了今日独一无二的“玫瑰蜜”品种;1892年,同样是法国传教士,名叫田德能的神父在宾川传教期间,从越南引种,在朱苦拉村种下了中国第一株咖啡树;1895年,《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的作者亨利·奥尔良从越南出发穿越整个云南省,考察了滇西地理民风。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法国驻广西龙州总领事方苏雅受法国外交部的委派,走遍滇南山水,深入考察了从越南可延伸到云南的铁路走向,方苏雅后任驻云南府(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再兼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以及法国驻中国云南代表,在云南一呆数年之久,直至1904年回到法国,期间利用当时的高精尖产品照相机,拍摄了大量云南地理、人文照片,并在100年后引起轰动,当然这是后话。
可以肯定的说,在整个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尽管有多国西方人对尚属荒蛮之地的云南前赴后继(包括美国人洛克、俄国人顾彼得等),但法国人所占的比例之高,与云南渊源之深,无他国出其右者。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滇越铁路至关重要节点——人字桥建造遇到瓶颈时,法国工程师鲍尔·波丁灵光闪现,以剪刀型设计力拔头筹。人字桥的出现,暗示了一个事实:法国人对云南地理的理解之深刻,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若要进一步理解法国人的云南情结,恐怕还要玩味一下两国地理、人文上的异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