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的文风陡然转变，写作时油然而生的快感和流畅清楚地昭示我，奔腾而出的是属于我的文字。然而兴奋的同时我也不由得隐隐地担心，我的文风不再深沉，是由于我变浅薄了还是像我的读者朋友们所言‘找到了另一个途径来阐释生活’？问题的答案不得而知，我心想，也许某天哪位智者会点拨我吧。
报纸办了一段时间后，一个朋友带话给我说，一位资深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想跟我见面，希望能把他学生的中文作业放在我的报纸上发表，临了朋友嘱咐我，见面的时候谦虚点，那教授有点文人特有的气质。既然人家是国际层面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我确实应当对他必恭必敬的，更何况他还没准能介绍我到哪个中文学校当个老师什么的呢。我马上打印了几份简历，在费心研究了“茴”字的几种写法后，给他发了字里行间溢满敬仰之词的约见信。
学者一见面就侃侃而谈，从马克思文化理论谈到“海瑞罢官”，看得出是饱读诗书，但是观点苛刻刁钻，让我无法苟同。从谈话的语气听得出来，学者是怀着恩泽布衣的架势在施教，没有想跟我探讨问题的意思。更何况我心里还打着溜须拍马混口饭吃的小算盘，并不想因为砸给学者几个顶天立地的学术观点而断了我柴米油盐的后路。
几刻钟后，学者谈性将至，话题终于回到今天见面的主题上。他简短地表达了他的豁达态度，告诉我他虽然给报纸免费提供了这么多精彩文章，我也不用对他感激涕泠千恩万谢，帮助我们学生报纸是应该应分的。我当时就觉得自己的心理学还没学到家，修完了这个学位以后还应当去补个“大众关系”的硕士文凭，敢情这话还能这么反着说的！
等他把“雷锋就在我身边”的报告做完，忽然想起来要照顾一下听众情绪，他问我“你对我们的稿子没什么要求吧？”我知道他的学生都是在海外出生的小香蕉人，写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但是为了防止他在给学生指点江山的时候把他刚刚跟我宣传过的极端观点放进去借刀杀人，我脸上挂着最谦虚的表情说“哪里有什么要求，只是多谈点他们的个人生活，少涉及点政治为好”。我有这个顾虑其实也有点个人原因，我本人并不是个政治观点明确，政治嗅觉灵敏的精明人物，如果楞往觉悟高的阵营里挤，在自己的报纸上放政治论坛，无异于想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这件事上，揣着明白装糊涂是聪明，揣着糊涂装明白可就是没进化完了。
我这句话还没等落到脚面上，学者拍案而起，两根食指轮流指着我痛斥。在他抑扬顿挫的愤慨中，我竭力抓住一些只言片语，试图分析出是我什么观点把这个“活雷锋”瞬间气成了本·拉登。他说“你这是限制学术自由”；“没想到一个海外的学生报纸还有这种顾及”；“有没有点民主概念”；“你们跟中国使馆是什么关系”。我怀疑他多少有点幻听幻觉，并且开始合计这伙计学问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这基本的沟通能力看样子还不如我呢！
谈话进行到这种地步，已经不仅仅是属于话不投机了，象这种不识抬举无礼取闹的主儿，我真应该按心理咨询费的价跟他收谈话费。在他的歇斯底里中，我写下电话和电子信箱放在桌上，虽然他可能不在正常人之列，可也毕竟是长辈，我若是拂袖而去再把他什么家族隐性病逗犯了，状况也会变得很难看。“这样吧，”看他没完没了的，我先开口了“这是我的联络方式，我的要求您想必也清楚了，如果有合适的大作，请联络我”。他把胳膊奋力一甩，把头扭向另一面，几缕愤怒的头发乘机跳到他额头上“你走吧，我还要上课呢！”看样子他还真把自己气够呛，估计梵高那会儿的烦躁程度也不过如此了，我留恋地看了他耳朵一眼，踩着四/四的拍子走了。 作者：崔继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