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去年，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可以说是“四十不惑”；今年深圳41岁，有很多东西就可以看得更真切了。今年特区生日文章就围绕几个容易让深圳人“犯惑”的话题说说吧。
看不懂的变化，看得懂的深圳。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时代，看不懂就困惑不解，看懂了才可以说不惑。
去年，2020年，是深圳经济特区40周年，可以说是“四十不惑”；今年深圳41岁，有很多东西就可以看得更真切了。今年特区生日文章就围绕几个容易让深圳人“犯惑”的话题说说吧。
不惑于深圳之女孩
前一个阶段，“深圳女孩”的话题很是风靡了一阵，“搞钱”成了深圳女孩的标配。很多人迷迷糊糊跟着起哄，并不了解深圳女孩“搞钱”的真意思。
深圳女孩，曾经多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蛇口打工女孩，虽然都是广东、福建边远山区的乡下姑娘、普通人家的女儿，但是他们在蛇口可以拿到她们父母辈难以想象的高薪，接触父辈们难以想象的花花世界。蛇口著名的“凯达妹”，月薪80多元，有时还以花花绿绿、极为罕见的“港纸”、外汇券方式发放。彼时，她们父母在乡下，一年的现金收入不过百十来元；吃“国家粮”的父母，月工资也不过四五十元。怨不得当时有老干部在旅途中问及蛇口打工妹的薪水时，绝不相信是真的，直责打工妹撒谎、“讲大话”。当蛇口妹从深圳买了双卡录音机、彩色电视机、新式自行车、电冰箱、电饭煲、连衣裙、力士香皂、电子手表等新奇礼物带回故乡时，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张开的嘴巴可以放进鹅蛋。
月薪80元、100元、几百元，多吗？不多，远不及深圳河对岸职员工资的十分之一。但是，相对于父母辈几十年以工分换实物，真金白银的现金和外汇券实在太诱人了，何况数额之多，以月抵年？何况打工女孩如此年轻，无需特殊关系就可以洗脚上田，穿工衣进厂？
不仅如此，工资是直接发放到打工妹手里的，没有经过层层转发。打工妹领到钱就可以到百货商场买新衣，到附近邮局寄汇款，家里盖房子、弟妹上学，就都有了指望了。蛇口打工妹最爱学习，她们孵化了山木培训，挤爆了深大校园。她们意气风发，低调地张扬，“风中亮出自己的旗”。她们走下流水线，走进写字楼，走出别人的厂，开办自己的厂。安子家政，蓝思科技，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随着打工妹成家立业，她们还带动了城市成长，人越来越多，城越来越大，消费逐渐升级，小区不断增高，公园、学校、医院、高端楼盘、歌剧院、音乐厅，把小小的深圳特区塞得满满当当。
这是一个大家发财的年代。有钱大家赚，工人、老板、商家、银行家、设计师、开发商、证券经纪、商业策划、新闻记 者、的士司机、政府公务员、退休后来深圳带孙子的老年人，无不欢欣鼓舞。大家都坐在同一部电梯，这部电梯正在高速上升，梯窗外风景每一秒都在变化，每一秒都有不同的精彩。
这种自下而上的金钱、这种自下而上的经济，叫做“工缴费经济”，或叫“三来一补”经济、加工业经济。上游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制造而支付的加工费用，叫做“工缴费”，是产品的工厂成本减去原材料成本后的余数。由于加工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加工费用体现为工人的工资。早期深圳的委托企业不仅原材料、销售市场“两头在外”，深圳企业只是一个加工企业，而且加工设备、加工技术、加工流程管理也都是靠外方引进，甚至加工厂房都是外方来建，深圳企业仅需招募年轻、体力好、愿意学习、愿意到工厂流水线工作的工人就可以了，工人的培训、工人的工资概由外方负责。工人是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参与到“工缴费经济”中来的，工缴费是经济合作谈判的要件。工缴费用总体并不高，一只芭比娃娃美国零售价10美元，运费、管理费大约1美元，原材料费用大约0.65美元，加工费用是多少呢？0.35美元，不到销售价的5%。这微不足道的3-5%的工缴费，积攒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总是宝贵的，比“第一桶金”更宝贵的是，这些“金子”首先发放在中国最年轻的打工妹手中。那时深圳是全中国、全世界最年轻的城市，长期平均年龄20来岁。那时深圳男女性别比高达1:7，真真正正的打工妹的天下。打工妹勤劳顾家，省吃俭用，不贪玩、不好赌，把所有的工资所得，用在了最关键的养家、育人方面，活跃了最底层的消费，养育了最基础的人才，滋润了整个社会。食物链下游的商家努力迎合社会底层的民间消费，社会舆论把最美好的赞誉慷慨地奉献给生产一线的打工人。而深圳因为民间活力、因为一线生产而备受青睐。这种赞誉有加、这种青睐有加，持续有年，强化了深圳人的记忆，建构了深圳认知的底层逻辑，进化成深圳城市的文化基因。
深圳工缴费经济远非昙花一现，我在组织撰写《光明工厂故事》一书时了解到，深圳工缴费经济肇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如东莞手袋厂、宝安怡高电子厂，繁荣于整个80年代、90年代。深圳光明的工缴费经济是1992年以后才开始大发展的。一直到新劳动法出台，广东全面停发三来一补企业牌照之后，工缴费经济才在明面上暗淡下来，实际上两头在外的加工企业直到现在还是深圳制造业用工的重要载体，不过企业老板大多换成了深圳人。
“工缴费经济”从深圳经济中淡出，这是大势所趋，人所共知。“打工妹”以后是“程序猿”，深圳女孩之后是深圳男孩，淘金说，搞钱说，都只是一说。深圳人怀念“打工妹时代”，是怀念那种年轻、那种活力、那种财到年轻人的手、那种底层有钱任性、那种商业迎合民间消费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得之令人迷，失之令人惑。深圳四十而不为此惑者，几稀。
不惑于创业之难易
从“工缴费经济”发端的深圳加工业、制造业，迅即壮大，推动深圳、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工厂中曾经生疏的打工者也逐渐成长为熟练工、技工、生产骨干、销售骨干、管理者、创业者。我对《光明工厂故事》中的两个例子印象极深，一个是退伍军人，负气从故乡出走，只身一人来到深圳，起初在一家台资企业做普工，尔后晋升为管理骨干，进而成为工厂厂长，前前后后二十多年，成为台资老板不可或缺的职业经理。他为什么能在众多工友中脱颖而出，成为打工人中的佼佼者？他为什么可以击败横亘在他上面多年的港台经理，成为老板须臾不可或离的左膀右臂？深究此个案，足以明了大陆工厂中人才成长的共同轨迹。
还有一个案例中，一个湘籍乡村聘任干部，来到深圳打工，从普通木工做起，迅速成长为车间管理、工厂厂长。后来独立经营，创办了所在行业的头部企业。深究此个案，发现港台加工企业基础并不坚实，在后起的大陆创业者眼里：“彼可取而代也”！事实上，很多港台初加工企业，后来都被内地打工者取代了，由打工者、到管理者、到创业者，给到当年优秀打工人最好的上升通道。以印刷业为例，曾经在深圳投资的港台印刷企业成为中国印刷行业的黄埔军校，在港台企业中打工若干年，足以驾驭一台印刷机，就可以在企业设备更新时或租或买，低价取得一台印刷设备，再租赁一间空房子，一间新的印刷企业就诞生了。印刷业务往往为当地服务，市场销售多靠腿勤、口勤。而印刷设备更新换代非常快，淘汰下来的设备催生了众多的后续创业者。一时之间，深圳印刷企业多达数千家，很多的企业只有一台老旧设备，但是依然可以印名片、印表格、印广告传单、印产品说明书，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主顾、自己的生意、自己的创业老板。
服装企业更加容易繁衍，学会了设计、打版，弄几台衣车，就可以自创服装品牌了。内地打工人勤力，肯动脑子，加上熟悉本地需求，深圳服装业一度占有中国女装市场的70%，这些企业的老板当年大多有过港台企业的打工经历。黄金珠宝行业与次类似，也有占有中国内地70%产能的传说。
但是所有这些行业，都不及电子行业催生的深圳老板之多、之快。电子行业在深圳扎根早。电子工业部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把韶关、贵州等内地“三线”军工电子企业迁出大山，汇聚深圳，并在深圳华强北扎堆经营，成行成市。电子产品遵循“摩尔定律”，每隔一年半载，产品就更新换代一茬。深圳毗邻香港，新产品信息来得快，电子产品生产配套能力又很强，所以华强北的电子产品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很是给深圳创业者机会。华强北的一米柜台，就是一个老板，一米柜台的老板之后是更多的生产企业和企业老板。“程序猿”取代“深圳女孩”成为更会“搞钱”更会创业开公司、当老板的一群。人们说，北京的处长多，深圳的老板多，深圳作为创业者之城，名不虚传。
但是，今天，听着这些传说来深圳创业的人需要留心了：上述创业者的机会窗口可能已经关闭了。
今天，自由放任的行业扩散已经告一段落，“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已成趋势。还是拿印刷行业来说，假如以前深圳曾经有多达3000家印刷企业，使深圳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印刷业高地，那么现在深圳印刷企业可能只剩下300家了，但深圳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印刷业地位不降反升。未来某个时候，深圳印刷企业可能只剩下30家，或者极端一点说只剩下3家印刷集团，深圳印刷业可能仍然牢牢盘踞着中国乃至全世界印刷领域的行业地位。深圳印刷业没有衰落，甚至有了更大发展，但是曾经满大街跑业务的印刷企业老板不见了。这就是“行业集中度”提高之后，大批创业者、小老板消失的生态景象。
印刷业如此，服装业、珠宝行业同样如此。一个行业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万马奔腾的景象不会延续很久，尤其是几乎同质的中小企业绝无可能总是并行不悖。即便是以产品迭代更新而著称的电子行业也是如此。基础电子技术创新完成后，会有一个千帆竞发的应用期，各种新产品争妍斗艳，如BP机千奇百怪，无绳电话五花八门，但是最后随着技术的成熟，应用的完善，主流产品会一统江湖。今天，华强北的手机品牌只有那么几家，再也看不到各种各样各具特色的杂牌手机了。人们尽可怀念当年华强北手机市场的繁荣，手机老板的传奇，但是不可否认，大企业的集成创新更有效率，知识产权的保护更不利于小老板的模仿式创业。深圳的创业机会依然很多，但是深圳的创业模式变了，万不可惑于以往的江湖传说，坐失扑面而来的创业新机遇。
不惑于体系之集成
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世界大城，GDP先超广州，再超香港，个中奥妙很多人看不懂。但是，早在20年前，因特虎论坛中有个叫作“沙棘”的网友，系统分析了深圳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并且一针见血滴说，深圳后发先至的秘诀就在于“善用集成之力”。
深圳本来啥也没有，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人才，没有产品，没有市场，依托“工缴费经济”深圳啥都有了，有了越来越多的工厂，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才，从普通的打工妹，到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才，孔雀东南飞，发财到广东，广东的深圳可以不说广东话，外地人来了深圳就是深圳人。深圳第一个集成天下资源、汇聚天下英才的载体就是“工厂”，万千民人，蜂拥蚁聚，不以土地为田，以工厂为田，不以乡村为家，以工厂为家，不以桑蚕粮米出产为衣食父母，以流水线上的出品为衣食父母，不以望天看云度丰歉，以市场行情定亏盈，不以工分奖状分高下，以业绩提成论英雄。可以说，深圳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就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工商业城市，制造业工厂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工厂集成了人力，主要是劳动力，深圳的智慧集成则是仰赖互联网。互联网之前，深圳也有学校，深圳中学，深圳大学；深圳也有报业，蛇口消息报，深圳特区报，但是以深圳大学和深圳特区报这样的基础和体量，显然不足以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文化大城比权衡力，既无法为众多的来深文化人提供足够的庇护所，也无法为众多的深圳人表情达意提供足够的平台和通道。但是互联网发明之后，深圳的地位就大不一样了。深圳电子产业是新兴的支柱产业，深圳的年轻人最能接受电子化的虚拟交际，深圳的腾讯QQ能够超越以色列的ICQ，绝不是偶然的。深圳数以千万计的年轻人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聚集到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移民新城，设若没有QQ、微信式互联网交际方式，是不可想象的；深圳银行没有取号式排队、深圳小区没有刷卡式通行、深圳抗疫防疫没有绿码式辨认，也是不可想象的。夸张一点说，没有互联网手段，深圳这座城市的人际信息交互、人机信息交互完全无法想象，深圳人口规模绝不可能超过千万。千千万万深圳个体的努力，加上互联网精准高效的集成，赋予了深圳前所未有的爆发力、生命力、可能性。
今天，电子消费品的底层技术结构、逻辑结构都在变化之中，以电子技术应用创新见长的深圳电子产业面临大调整；全球范围内，生产地、生产国与消费地、消费国之间的格局也在大调整；全球化背景下，技术与财富分布极不对称，1%与99%的矛盾在加剧；AI与生物技术突破，人与机器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人类简史结束了吗？未来的超人类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过往40年我们很少想过，或者很少很认真地去想过，现在却必须分秒必争地去想。
深圳改开历史不长，但是深圳应对变化历来成体系、有章法。蛇口经验是成体系的，袁庚老先生是以应对三千年变局的招商传统应对蛇口开发的，这是蛇口基因的要害所在。深圳特区和深圳市在改革开放中的经验也是成体系的，从《斯芬克斯之谜》到《深圳十大体系》已经有很好的总结。近年来，深圳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增强自主创新“硬核”能力，建立“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官方媒体评论为“创新体系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构”。
“系统性重构创新体系”并非易事。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等不来，需要政府、企业、科研院所、人才多方发力。作为我国首部覆盖科技创新全生态链的地方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条例》，率先以立法形式建立特定情形下政府主导重大技术攻关制度，提出充分发挥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以及科技人员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作用，持续推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深圳突出加强源头创新，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6家、广东省实验室4家、基础研究机构12家、诺奖实验室11家，省级新型研发机构42家，各类创新载体2700多家。政府的努力是看得见的，民间力量的协调，社会资源的总成，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排除“进两步、退一步”的反复和一时看不清具体方位的左试右探，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历史的大方向是明确的，相信深圳会最先在新一轮的系统集成中拔得头筹。这一点，不容有惑。
不惑于文化之生态
科技创新，从来就不仅仅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至少是个文化层面的问题。
本着因特虎一以贯之的理性、建设性，这里结合我所熟悉的文化创新来聊聊成体系的文化创新如何实现，也即是：新的文化生态如何养成。这也是个大问题，我具体举例来说。
前些年，深圳申报“世界图书之都”，其中关于全民阅读的指标非常亮眼，但是关于写作与出版，深圳的指标就没有那么过硬。更早的时候，深圳青年杂志社、女报杂志社的资深媒体人如钟铁夫等就有过在深圳推动全民写作的想法，苦于落地方案不好做。互联网时代，全民写作还是要依托网络，我正好对互联网比较熟悉，就基于互联网社区与城市真实社区一一对应的创意，提出了以社区文学大赛方式落地的全民写作计划方案，得到邓一光等文学专家的充分肯定，由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资助运行，从2013年开始，这一做就是九年。
触动我做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的直接原因是，深圳的文学写作者太弱势了。文学是人类最简单也最自由的创意工具，成本最省，功效最大。但是在深圳这座流金淌银的城市里，文学写作是件太过奢侈的事情。不仅要花大量的时间阅读，更要花大量的心血创作，但是，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发表文学作品的机会越来越少，作者得到稿费的回报越来越微薄，文学界冷冷清清，文学创作者无名无利无出息。我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全民写作计划，让深圳公共文化资金和社会公益资金，惠及深圳方方面面的文学爱好者。为此，文赛动员的第一篇宣言就是《再为文人造个海》。深圳青年杂志社曾在1993年举办过世人瞩目的文稿拍卖会，一部书稿拍出上百万的成交价，轰动一时，吸引当时做金融业务的文夕弃商从文，写出了《野兰花》《海棠花》《罂粟花》等深圳题材的小说三部曲。那时深圳青年杂志社主编邓康延写的那篇感人至深的宣发文字，题目就叫《为文人造个海》，我希望全民写作计划是“再为文人造个海”。但是，深圳市宣传文化发展专项基金总盘子并不大，需要资助的项目有很多，不可能给到全民写作计划以海量资金。为了表示对深圳文学写作者的敬意，2013年的首届颁奖礼选在深圳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为了节省费用，不吃饭、不喝酒，下午时段进行，只配了些丽思卡尔顿有名的茶点，但是我特意邀请了深圳66位深圳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为11位获奖作者颁奖，平均6位嘉宾为1位作者颁奖，邓一光先生戏谑之为“众月捧星”。这是我所能想到的给予获奖作者的最高礼遇了，但是这一做法没有延续下来，政府背景的项目不宜在豪华酒店进行，此后历届颁奖礼主要改到深圳书城大台阶进行。
吸引我投入到深圳全民写作计划这么多年的另一点念想是，或可为深圳文化生长别开生面。互联网时代，一方面是网络文字野蛮生长，主流社会很难驾驭；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体系崩解，失去了对社会的主流影响。有没有可能：既有网络的便利，又有主流的导引？我以为，这是完全可能，也是非常必要的。我为全民写作计划制定了简单的游戏规则，约法三章：1、必须是原创文学作品，非文学不入彀；2、必须是深圳题材的文学作品，非深圳不资助；3、无违公序良俗，公共法律、社会公德，不得有违。只要符合上述三个条件，人不分老幼，文不限篇幅，不限题材，自由发挥。每周海选至少一篇周冠军文字，鼓励文友互评、互赏；提名评委独立提名，南兆旭、王绍培、胡野秋、梁二平、朱铁军、秦锦屏、郭建勋、王国华、文夕、钟芳、廖令鹏、刘洪霞、费新乾、欧阳德彬、朱正安、蔡德林、陈彻、陈卫华、王顺健等数十位熟悉深圳本土的文学专业人士，各自独立发现优秀参赛作品，全程公开点评；来自海内外的文学大家，如李敬泽、苏童、格非、邓一光、孟繁华、邱华栋、葛红兵、徐则臣、谢有顺、南翔、刘西鸿、张黎明、黄灯、张慧瑜、黄德海等，担任大赛终审评委，确保终评结果的专业性、号召力、公信力。这样坚持下来，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生态圈：爱好者可以一览深圳文坛全貌，学习、互动、成长；优胜者可以脱颖而出，走上文学殿堂的星光大道；专业人士可以介入深圳的文学批评，引领、示范、发光、发热；名家大咖可以藉此建立起与深圳文学的切实关联，以伯乐之贤，发现深圳文坛的千里马。这样一个有序的文学生态，是深圳官方和民间及专业人士充分理解协同，互为援引，共同营造出来的，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的支持，都不可能持续。如此十年磨一剑，收获深圳题材的原创文学作品和评论20多万篇次，虚拟邻家币打赏2.6亿，不仅成为深圳文学的渊薮，亦且是中国文学生态圈中的一朵奇葩。
以社区文学赛方式落地的深圳全民写作计划，奖项名称也很独特：“睦邻文学奖”，貌似普通，实则有些讲究。工业革命以来，农牧业的自然节奏被打乱，近现代工商业经济有其难以人为预期的周期律。景气时期，社会各得其利，各得其便；一旦遭遇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贫富分化，社会矛盾激化，严重的时候就会发生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社会冲突、阶级冲突。于是，妥协、互助成为一种美德。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也是遭遇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比较早的国家，为了鼓励社会和解，英国有识之士较早开展“社区睦邻运动”，鼓励贫富杂居、鼓励社区沟通、鼓励社会不同阶层谈判、协商、互助，互相妥协求存，因此，英国较少发生极端剧烈的社会冲突。“睦邻文学奖”鼓励深圳市民分享各自的“入深圳记”，把自己在深圳生存的经验和教训、深圳生活的苦辣酸甜都诉诸文字，增进深圳移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理解，不敲邻居门，走进邻居心。这也是文学介入市民生活的一种社会实验。深圳打工作家段作文，在一个十几人的小厂工作十几年，在工厂转型的艰难时刻，段作文将内心里的复杂情感如实倾诉，哀而不怨，赢得评委一致好评，一举夺得年度大奖，不仅得到了5万元的奖金补贴家计，还被深圳一街道办事处延聘为文化专干。这不是孤例，这可以引发这座城市的共识。
当然，一项小小的文学赛事，不能代表深圳文化的全部，但是透过哪怕是一个细小的文化事件，亦足以管窥深圳文化的特质与精神。把握了这点特质和精神，深圳文化发展就不会掉入迷惑与陷阱。
不惑于教育之目的
打工人云集的产业消退，行业集中后创业的门槛提高，政府和大企业主导的集成创新，会不会导致在深圳持续数十年的“下海”潮，一变而为“上岸”潮？
我当年离开最赚钱的烟草系统来深圳，又离开稳定的公务员体制做文化，都曾得到亲朋好友的谆谆忠告：还是得在“编制”内谋生，否则不靠谱。“纳编”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
深圳近年来“纳编”最迅猛的当属教师。由于城市人口迅猛增长，更由于深圳进入“生育季”后，深圳人子女进入上学高峰期，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高中，甚至大学，都学位紧缺。为了解决潮水般的学位需求，深圳市各级政府投入空前的财力、物力，留出比金子还贵的城市土地，兴办学校、引进师资。教师大批量纳编入户，成为深圳户籍移民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改开之初，深圳市约30多万户籍人口，原深圳镇户籍人口大约3万多人。为了建设特区，深圳一次性接收转业落户的基建工程兵2万多人，连同他们的配偶就是4万多人，加上他们的小孩就是6万多人，加上他们的父母以及陆续而来的亲朋好友，深圳军属人口其实是蛮多的，占比一度是很大的。深圳因此颇有阳刚之气，军人风度。后来，深圳虽然不停地调干、不停地招工，但是如此集中、成体系的户籍人口引进好像还没有过。如果一定要找个对比参照的群体，我以为就是近年来面向全国的大规模的深圳教师招募。据“深圳名师说”不完全统计，深圳近十年每年引进教师1万多人，现有教职工约25万人。教师数量之多，教师受教育程度之高，大大增添了深圳这座城市的“书卷气”。
但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那时候读书的目的很简单：跳出农门，吃上国家粮。原因也很简单：你不离开农村，就无法改换门庭，永无出头之日！而离开农村的办法只有两个：一者参军，一者考大学。
是改革开放给了内地农村人第三种人生选择：到广东打工，到深圳打工！
打工可以挣到比国家干部还高的工资，打工可以积累比祖祖辈辈务农更多的财富。
很多人放弃继续上学的机会，趁早来广东打工经商；很多人辞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争着来深圳下海打工创业。人们一度把考大学和当干部看得稀松平常。
现在，一旦打工不易、赚钱不易、创业不易之后，人们就回过头来再次重视考大学了。为了今后在体系集成的大机构中谋得更好的职位，更是争着去考名校、考研究生。校内竞争之不足，就诉诸校外培训；学校按部就班之不足，就幼儿园学小学内容，小学学初中内容，争先恐后，焦虑之极。
其实，以40多年改革开放的财力积累，国家普及均衡化的公办义务教育已经完全没有问题；家底殷实的人家送子女上私立双语学校、国际知名学校，也是很好的选择；国家鼓励的职业技术学校更可以培养大量的有用之才。深圳今年以集团化办学方式助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让家门口“每一所学校都优质”；通过“优质校（核心校）+新建校（加盟校）”、跨校跨学段组建教育集团等办学管理模式，推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创；通过“名校+新建校”“高校+附属学校”等办学模式，高起点高标准新建高品质高中学校。曾经一度被称为深圳短板的基础教育，如今，一举扭转成经验做法面向全国示范。
然而，要从根本上消除对于教育的过度焦虑，还是要看清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会生存，而不是为了比秀考分、“上岸”“纳编”。
基础教育，无非是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最起码的熟悉和了解。英语四六级，对应4000常用词或6000常用词的熟悉与运用，中文语文学习能够认识并且运用3500常用字满可以应付日常阅读、写作之需要，这有什么神秘的呢？聪慧的孩子，并不需要花上九年十年时间才记得3000汉字、5000英语单词，古人的“小学”工夫三五年就完成了。认识《尔雅》中的字，写得一手毛笔字，熟读并背诵几十上百首唐诗宋词经典文章，三五年的私塾教育，足可受益终生。基础考评是资格考试，达到基准要求则可，不必盲目比考分。倘若字要写得像王羲之，书要背得一个标点符号不差，并以此排座次，录取前面五名十名，这便失了基础教育的意义，因为这会导致过多的精力投放在不必要的训练上，耽误更重要的其他学习。古代的科举本意是好的，但是因为读书人的出路只有科举一途，科举又注重在八股文上分高低，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千千万万读书人在八股文的雕虫小技上浪费青春，这就不是选举人才，而是摧残人才了。
基础教育，是指对人类已有的知识体系有个大致完整的把握，这是未来知识创新的基础。你要写某个领域的学术论文，先要对这个领域的已有学术成果有最起码的了解，别人研究过的东西、已经取得的成果，是你的学术起点，不必重复，只有当其他人不知道或搞错了的情况下，你的学术研究才具有创新意义。你把别人的成果抄写1000遍，没有意义，只有发现他们的不足，才有意义。学术导师就是负责告诉你，这个研究已经有谁搞过了，那个研究还没有突破，难点在哪里，有没有兴趣突破它，有没有可能突破它，而不是浪费宝贵的精力去重复别人已有的研究。基础教育之所以重要，就是建立起对既有知识体系的通识，建立起对已有学术成果的共识，以便以此为基础去创新知识体系，突破前人的认知。缺德的基础教育，往往在陈腐的知识成果上大费唇舌，却对亟需突破的知识创新缄口不言。
明白了教育的目的，是熟悉基本的生存技能、掌握基础的知识体系、学会进一步研究创新的学问方法，并以此提升自我、改善社会，使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更受欢迎、更被人需要，那教育还有什么神秘的呢？还有什么困惑和焦虑的呢？须知，在信息技术时代，既有的学校教育体系都在面临挑战，无论名校、非名校，东方或西方，起点都是差不多的，今天我们面对人类知识体系，学习机会是均衡的，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抖音学书法，相当于很多老师手把手教你；视频学英语，比很多带方言口音的乡村老师强多了；搜索引擎知识查重，比很多图书馆都管用。现代学校教育，过度强调学科分科和教师分工，却忽视了教师的人格魅力、综合素养对孩子的影响和垂范。因此，我未必赞同孩子去学很多音乐美术书法技巧，却非常赞同和支持孩子去拜品学兼优的贤者为师傅，在人生路上，师徒相伴，风景会更美，更会欣赏这种美。
至于要不要“上岸”、要不要“纳编”，我只有两点参考意见：
一、现代生产技术可以生产出人类吃不完的粮食、穿不完的衣服，如果1%的人拥有大部分生存资源，其余99%的人没有起码的购买力、起码的消费力，这个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大家都躺平，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二、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岸”，熵海无边，何以为岸？满清八旗的“编制”都没有用，纳入什么“编制”能一劳永逸地躺赢呢？趁着网络能够互联，学好人类通识，学点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真本事，不要为了虚无缥缈的“纳编”贻害子子孙孙。
度娘查到，宋代曾巩《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有这样一句：“人以怒迁，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觉得蛮有意思，转献给深圳诸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