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广东政协分组讨论中，省政协委员、广州大学教授杨木壮建议高考将375分设为“最低录取线”，低于375分不录取(广东高考总分750分，2012年高职高专控制线为300分)。他说，低分考生不适合读书，不是说素质低，而是更适合干其他工作。网友对此赞弹不一。
据杨木壮解释，为高考设“最低录取线”基于几个方面考虑。第一，他认为分数低的学生不适合读书，当然不是说素质低，而是他可能更适合干其他工作，如技工。第二，低分考生往往只能上质量不怎么高收费却高的学校，给家庭造成太大负担。第三，低分考生大学毕业后，往往没有技能，难以应对激烈的就业竞争。最后，很多这种情况的学生容易“眼高手低”，从农村跑到城市，不利于社会稳定。这几方面考虑，其实都站不住脚。
分数低的学生就不适合读书吗?这有两个问题，一是单纯以分数标准选拔人才，本就不科学，如果有多元的评价体系，分数只是评价学生的一方面指标;二是要看读什么“书”，如果大学还是实行像中学那样的灌输式教育，强调学生的书本知识学习，那么这些学生确实可能不适合读书，而如果学校改革课程体系，像二本院校、三本院校重视学生的职业技能培养，这些学生为何不适合“读书”呢?
低分学生只能上质量不怎么高收费却高的学校，这是当前的现实，但却是国家教育管理制度和拨款制度造成的不合理现实。我国存在“学费和办学质量倒挂”的问题，是因为国家把资金重点投向少数学校，因此这些学校的学生获得更多的国家资源，这对学校和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的，从公平角度出发，每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应该获得一样的高等教育券，学生再拿高等教育券去选择大学，这样，普通的民办、高职院校照样可以获得通过高等教育券得到国家的拨款。另外，学校的办学质量不高，根源在于缺乏办学自主权，不能自主设置课程、自主调整人才培养模式，这不仅是普通院校的问题，就是985、211院校的教育质量同样不高。
“低分考生大学毕业后，往往没有技能”，这不是低分学生的问题，而是学校没有给这些学生应有的教育回报的问题。按照高等教育的定位，二本、三本和高职院校，应当培养应用型人才和职业技术人才，如果学校能按照这样的定位，配备师资、设置课程、严格教学，学生会一无所成吗?这些学校没有做到这一点，是缺乏办学资金、没有办学自主权(与之对应没有自身的定位)、不重视人才培养的综合结果。
至于这些学生“不利于社会稳定”，更是奇谈怪论。难道为了社会稳定，就要限制人口的自由流动吗?是不是把这些学生限制在农村，社会就更稳定了?低分学生考进大学，多接受了几年的教育，求学年限增长，如果高等教育还有一点育人的效果的话，这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无裨益。接受教育年限增长，反而会造成社会不稳定，这是独创的“教育理论”——高等教育“有害论”。
很显然，低分学生读大学的问题，来源于高考评价体系不合理、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大学教育空心化。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让低分学生不上大学，而应该改革评价体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办出特色，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按照低分学生不上大学的思路发展，今后会演变为大多数学生都不要上大学。作为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不应提议案限制学生的教育选择权，而应该直面问题，要求高等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回报率，不能让学生花那么高的学费和几年青春却没有得到多少教育。
赞成的网友认为大学应该培养精英，但其实，我国已经在2002年就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不再是精英教育，在少数学校应该坚持培养精英人才的定位之外，更多的学校则应该走向大众，培养应用型人才。社会应该以大众化教育的视角来分析高等教育的问题，而不能再停留在精英教育时代。笔者非但不赞成设置“最低录取线”——其实现在也有最低录取控制线，是根据招生计划数和学生的考试情况确定的——反而希望对于一些高职院校、社区学院，不设任何门槛，接受学生自由申请，实行注册入学、申请入学。
但这样的改革，需要一系列改革的推进，首先是高考制度改革，努力推进高校的自主招生，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其次是国家拨款方式改革，由现在政府说了算的拨款方式，改革为设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制订教育预算，并监督政府部门拨款;再次是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学校可自主设置学科、专业、课程，以至自主授予学历(学位)，尤其是自授学历(学位)改革，这是走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困局的必由之路——学校自主授予学历(学位)、社会认可，这样学生选择上大学，不会在意一张文凭(文凭不再“国家承认”，也不再值钱)，而会关注学校的教育回报，对于那些教育质量不高的学校，就是零分录取，也会没有学生申请。事实上，现在已有部分学校，分数线已经很低，可根本招不满学生。在这种学校管理体系中，所有大学都必将对教育质量负责，执行“严出”的培养标准，学校办学质量不高、学生学不到多少东西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