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被普遍认为是“高幸福感”职业，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指引着百万人奋力挤入体制内“追逐幸福”。
尽管央视“你幸福吗”的调查遭遇近乎调侃式的嘲讽，但这种更接近于功利社会对幸福感理解的命题，还是在一个日趋物化的社会中达成了共识公务员被普遍认为是“高幸福感”职业。
公务员的“高幸福感”来自“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而这些恰恰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当这些“基本保障”变成一个特殊群体的待遇，并足以让他们形成“高幸福感”，那么，这种“高幸福感”并非社会福祉，而是特权阶层的优越感，实际上与“幸福感”的内涵是南辕北辙的。
就“幸福感”的心理因素而言，就包括了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而当把这些“幸福感”的要素归纳为“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且只有特殊群体才有保障，只能说明社会基本保障和福利的贫乏，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公。百万人奋力挤入体制内“追逐幸福”，实际上是在追求一种稳定，一种保障，一种安全感，在此基础上有望获得高福利。这就让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现实昭然若揭。
按理来说，个人对“幸福感”的体验，既包含心理参照因素，又涉及到成就动机程度。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下，就能让各个社会阶层，全体社会成员，以各种方式找到并实现自己的“幸福感”。而当有关“幸福感”的参照对象以及个人预期抱负目标，都只能在体制内比照和实现，就形成了百万人奋力挤入体制内“追逐幸福”的社会现象。这其实已经无关幸福，而是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下，特权阶层优越感的体现。
特权带来的优越感成了最高的“幸福感”，揭示了社会不公。说起来“稳定、有保障、安全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属于普遍的制度保障。但这种基本的制度保障，变成了百万人争相拥有的特殊权利，那么，体制外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处于何种程度的“幸福感”，抑或有没有“幸福感”?因此，公务员的“高幸福感”，折射了更大的社会缺陷。
同时，公务员的“高幸福感”也贬低了“幸福感”的真正含义。在公务员阶层的“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中，除了“高福利”这种特权外，其他的也只是一种社会基础。上升不到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的社会心理体系层面，仅仅是利益的得失和在体制壁垒内外的不同感受罢了。
而这种被“简化”了的“幸福感”，却能形成对社会现实的考量。把人们对社会现实的感受，化作“你幸福吗”的简单提问，并让这个“简单的问题”仅仅在公务员身上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幸福的来源和保障，必须有体制形成的特权才能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务员的“高幸福感”就是特权的优越感。
鉴此，在公务员被普遍认为是“高幸福感”职业的社会“共识”下，不必急于平均出一个“幸福指数”。而将此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的一种重要参考因素，才是“你幸福吗”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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