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书房

　　“洋书房”位于故居主通道旁，座西朝东，房门面对“意园”，背靠后院建筑群，是故居内唯一具有洋式风格的建筑，房屋呈刀把形，东面和南面墙上均有窗户，由两层玻璃窗、一层纱窗构成，这在当时中式建筑中是十分少见的。该房地面较其他房屋略高，进屋须上五级台阶，坐在屋内透过玻璃窗能欣赏到“意园”的全景。室内布置精致，陈设有书橱、书案和中式木床等。

　　一百多年前，津门大户多以在宅邸内拥有洋式建筑为文明、阔气的象征。“洋书房”既是李叔同吸收融合中西文化的学习场所，也是他和好友彻夜长谈的卧榻之处，更是他从事艺术教育的起点。1911年，他从日本学成归国返津，在天津工业学堂任美术图案教师，开始了其艺术教育的生涯。他将“洋书房”重新进行了布置，在房内放置了一架钢琴，该钢琴是奥地利驻津领事送给他的仲兄李文熙，之后文熙又转送给李叔同的，它是李叔同作为最早将钢琴音乐传入中国来的人之一的最好见证;李叔同还将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浴女》油画挂在屋门迎面的墙上,这一举动在当时曾引发不小震动，成为继“文明葬礼”之后的又一大“奇事”，很快传遍津门。

　　复原后的洋书房仍保留着其主人生活年代的陈设面貌，所不同的是，因目前找不到当年《浴女》油画的历史资料，遵照李叔同后人的意见，将油画《浴女》改换为李叔同于1911年10月在该房间内创作的油画《静物》。

　　桐达钱庄

　　“桐达钱庄”位于故居前院，座东朝西，共有五间房，也称柜房,是李家的一个内局钱庄。“桐达”是该钱庄的字号，“桐”字和“达”字分别是该建筑门前木制抱柱对联的上下联的第一个字，红底黑字，十分气派。

　　李家的盐业和银钱业生意经过其祖父李锐和父亲李筱楼两代人的经营，至上世纪初已初具规模。其盐业收入通常由镖行从引地押运进宅的，来“镖”的时候，李家前门大开，成箱的财物被卸到桐达钱庄的柜房里，非常热闹。李叔同的父亲李筱楼晚年辞官回家，专心经营钱庄生意，在天津宫北大街上开有做门市生意的桐兴茂钱铺，且在河南和上海等地开有分号，生意十分兴隆。李家藉此曾跻身于津门巨富之一，并创办“备济社”救济穷人，开办义塾等，做了许多善事，被老百姓称为“粮店后街李善人”。

　　“桐达钱庄”是天津近代商会较为重要的成员之一。对于该钱庄名字的源起，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一种意见认为是李氏家族延续到李叔同这一代的传字为“桐”的缘故，如李叔同名文涛，字叔桐;其兄李文熙，字桐冈等。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李叔同之父李筱楼取“桐”和“达”的字意而命名。据《康熙字典》解释：桐，“荣也”;达，“通也”，言外之意，李筱楼希望自己的后代继续保持荣耀显达的地位，使钱庄生意永远兴旺通达。

　　红火的钱庄生意确实为李家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李叔同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其青少年时期接受良好教育，特别是在近代日本最高艺术学府之一——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完成多个专业的学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钱庄的支撑下，李叔同在日本发起成立了中国近代戏剧史上最早的戏剧团体——“春柳社”，并多次举办话剧义演，自费出版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刊物——《音乐小杂志》、最早学堂乐歌集——《国学唱歌集》等，最终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集多项成就于一身的伟大开创者。

　　“桐达钱庄”是李氏家族生意的发起地,“桐达李家”也由此得名。据资料记载，“桐达钱庄”的执事先后由刘锡林、郑金鼎、徐耀廷担任，后来由李叔同的二哥李文熙掌管。据李家后人回忆，该钱庄在1911——1912年“盐务风潮”中破产倒闭。它的兴衰反映了近代天津银行业的发展轨迹，也成为早期天津商业、银行业的缩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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