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继前年复旦、同济等上海几所高校试水“面试招生”终结高考独木桥模式后，今年浙江高考改革又迈出了更大的一步——向“以考分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高考制度开刀，引入多元的考核标准。该省决定从明年起改变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成绩不再是唯一录取依据，除了高考成绩，高中会考成绩、综合素质评价也都将成为能否被高校录取的重要依据。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以统一选拔为核心的高考体制导致的种种应试弊端千夫所指人人喊打，但针对这种体制哪怕再小的改革，都会激起社会强烈的质疑和反对——与当年复旦的“面试招生”一样，浙江的这个改革引发了舆论的激烈争议，争议点也如出一辙：高考成绩不再作唯一录取依据，这会不会为票子和条子留下巨大的操作空间？
我很理解舆论对高考改革的质疑，这是一种制度性焦虑：由于社会在透明度、法治化、规范性等基础秩序上非常差，权力未得到法治的有效约束，人们总担心制度背后有一双黑手在操纵着一切。以前我是充分理解和认同公众这种焦虑的，并认为高考改革应在尽可能消除公众的公平焦虑的前提下进行——如今越来越觉得那根本不可能，那样的话高考改革可能会停留在问题原点寸步难行。
高考改革要有实质性、根本性的推进，必须得打破单一的“统一选拔考试”模式，公众必须要割舍对统一高考那种粗糙公平的心理依赖，高考改革可能要忍受公平焦虑的阵痛。
首先要看到，高考种种弊端都寄生于我们对那种统一考试模式的过度依赖上，要想解决教育问题，必须割舍对统一高考的公平依赖；真正科学、人本、理性的教育在本质上是反对统一模式的，而既有高考正是以统一为核心特征。这些是中国教育的死结，高考改革改来改去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与其一再回避不如直接面对，浙江此次的改革抓住的正是这个根本。
然后要看到，统一高考那种粗糙、原始的公平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公平诉求。统一高考只满足了人们某种基本的公平诉求，是一种最简单、最粗糙、最原始的起点公平，这种公平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抹煞了其他价值，以一种简单可辨的标准遮蔽了社会追求的复杂和多元——甚至可以偏激一点说，“综合素质评价”虽然因其弹性而可能造成选拔上的不公，但相对于那种统一高考粗糙、初级的公平带来的实质性不公对教育的根本性伤害，这种不公的危害可能要小很多。
再就是要看到，在既有的制度环境下要想让公众在每件事上有确定无疑、不会扭曲的公平预期，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权力未得约束那是整体政治架构的问题，不是完善哪个单一的制度可以让人安心的。这种总体不规范的制度环境下，无论高考改革如何谨慎和小心，总难以消除公众“必有黑幕”的公平焦虑——要让公众完全没有焦虑，只有等到总体制度完全规范的那一天，然而这可能吗，中国教育等得了吗？那么多孩子的前途和命运等得了吗？
给中国的高考改革者一点信任吧，不要过度以公平焦虑质疑他们的改革尝试——质疑需要勇气，但有时候信任更需要勇气，忍受公平焦虑，可能是我们告别应试弊端必须承受的改革阵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