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的文学创作队伍中，女作家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女作家已经形成群体，用她们独特的女性视角见证着特区的发展，用女性的笔触书写着深圳的传奇。“三八”节前夕，市文联文艺创作室主任李亚威向记者讲述了她眼中的深圳女作家群。
记者：今天的话题是深圳“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女作家、女作家群。
李亚威：文艺创作室刚成立那会是1984年，市委书记、市长主张文艺创作室和深圳这座城市一起成长，于是便有了被称为“五朵金花”的乔雪竹、李兰妮、黎珍宇、张黎明等几位专业女作家。后来，又调来了北影学过演员专业的彭名燕，辽宁儿童文学作家苏曼华，西影的杨争光和长影的我，可谓叫做体制内的作家。
那时候，如果没有体制内，很多外来作家不可能抛家舍业，变成一个“深漂”来这座城市找饭碗。因为大多作家在她原本的城市都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气，当时的深圳不仅担负着经济发展以及高楼大厦的建设，也担负着这座城市的精神灵魂。正因为这样，在深圳几个发展的历史关头，专业女作家们自然责无旁贷。如：在深圳建设的初期，乔雪竹的长篇小说《城与夜》，张黎明的《我的一只眼睛没有流泪》，李兰妮的《深圳、深圳》，黎珍宇的《界河儿女》等，在某种意义上说，她们的作品强烈地表现出自我观念的冲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前行，彭名燕的《世纪贵族》，黎珍宇的《再见，船长》，张黎明的《走出边缘》，都在那个时期里引起不小的波澜。《世纪贵族》还获得了鲁迅文学奖的提名奖。在香港回归时期，李兰妮的《傍海人家》，除了小说还改编了电视剧，散文集《一份缘》曾获广东省首届秦牧散文奖等多次大奖。
记者：还有你的电视剧《深圳故事》系列。
李亚威：当然，都从不同程度上，真诚地表达了深圳在大时代背景下，各个时期里，人们观念的冲击和心灵的变化，创作室的专业女作家，一种是在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如李兰妮、张黎明、黎珍宇，她们的作品有血有肉、有根基的表达属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裂变；一种是从各地调来的很有影响的作家，如乔雪竹早期的《十六号病房》、《山林中头一个女人》，以及苏曼华的《小狐路路和小狸杜杜》，彭名燕的《黄山来的姑娘》等。
记者：那您对体制外的女作家是怎样看的？她们各自在各个角落里，算不算“漂”着？她们和体制内的作家状态有什么不同？
李亚威：无论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女作家，在她们的作品中，大多都有一个共性——她们观察事物的视角，细腻而辛辣。她们善于把自己体验到的苦水，淋漓尽致地再倒给观众，表面上是温情的，内心中却充满矛盾和感慨。体制内的作家，从生存的保障上，似乎比体制外的作家稳定一些，但心里却是一样的。大多心里着急着写自己冲动的作品，期待自己以最快的速度拿出惊骇的作品来，但又受各方面的制约，常常是在很有压力的心情下匆忙出场，这也包括我，因此，十年磨一剑的功夫，谁也等不及。
记者：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女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年龄差异，在选择题材和人物的理解上，是否有很大的分别？
李亚威：应该说，文学作品的创作是个体性的，肯定充满个性化，每个作家出现的人物和描写的人物，不可能是一样的。当然，个别的会出现雷同，这是作家们最不愿意的，尤其是女作家。因为，没有一个女作家愿意重复所有人表现过的东西。
记者：深圳的女作家，形成女作家群了吗？
李亚威：女作家群，是很长一个时期形成的一个链条，吴君写外来工的《痛》，张黎明就写《非常美丽》，涂俏就写《苦婚——》，黎珍宇就写《富男富女》，缪永写《律政佳人》，苏曼华就写《山那边是海》，这种群体的相互感悟，都生长在这个城市里，不能从体制内外来划分。
记者：体制内的作品你一定是熟悉的，您与体制外的作家来往多吗？
李亚威：我和缪永、盛可以、吴君、谷雪儿、央歌儿、涂俏、卡雅、陈小妹等这批体制外的女作家，都是谈天论地、同舟共济的好朋友，缪永1995年在老特区报对面租的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里写她的《驶出欲望街》的时候，我们来往很密。后来，她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等均获得反响后，我们一直惺惺相惜。在她的作品中，无时不看到她运用自如的叙事语言风格，犀利又委婉地说她的爱情和生命的沉重。盛可以的作品更是让人在冷静中爆发着一场不可阻挠的无可奈何，她会辛辣地把生活的艰辛和冷酷摆出来，不动声色地，让你痛不欲生。吴君是宝安区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她的业余时间大部分属于写作，在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刚劲而有力地像一个北方的男人式的从容和坚强，她的《香坊街》、《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城市街道上的农村女人》等，大多深情地述说了外来人和本地人之间的观念冲撞，以及外来人在这座城市中生存的价值。
学过主持人专业的谷雪儿，一首《香格里拉》歌词，就把云南人征服了。
涂俏在2000年前，以《十元店》、《打士赚钱》等一批记者“隐性采访”的专题报道而出名。她是记者式的作家，也是作家式的记者。她的《苦婚》获得了第四届“正泰杯”中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北方长大的央歌儿，来深圳闯荡，对这个城市一见如故，在没有生存的保障下，为了排解孤独，需要倾诉，开始笔耕，于是《来的都是客》、《鼠惑》等一批充满北方男人幽默和侠气的小说，弥漫在她的周围。
卡雅很实，她一提起诗，心里就涌动着不吃不喝的感觉，随时好像可以跟着这个城市漂流。陈小妹是编剧，她对着电脑一干就是一夜。
体制外还有女作家王小妮，她是优秀的女作家。她的诗歌作品，获得了中国诗歌界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2002年度诗歌奖”以及美国安高诗歌奖。她良好的诗歌视力，充沛的创造能量，使得身处边缘的她，握住的也一直是存在的中心。
记者：这一批女作家（指体制外的作家），经历了不同的生活挫折和生存的艰辛，为什么后来大多数还是留在了这里？
李亚威：炼造一个作家，最好的土壤就是多元化。在深圳，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及观念像立交桥一样，各条道路各奔东西。正因为这座城市给她们的生活艰辛和不同的挫折，她们才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个城市。就如同我们不经意地滚进一桩事件，我们会一直关注它一样。她们没有体制内，可以随时拔腿就走，但，她们依旧留在了这里，嫁人的、买房的，管它体制内外，能有写的题材，就有冲动。
记者：谷雪儿身在深圳，却心想着云南，不然就不会有她的《纳西人最后的殉情》。这个现象说明什么？
李亚威：这也是深圳的作家情结，在她的诗歌中，有一首诗是这样的：在很远的地方想念深圳，只要我能直立，我就会立足这个世界、回到我梦想的家园。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文学在这个时代里，深圳给予作家的土壤是厚重的。包括我在2000年为云南拍片的时候，我既迷失在彝山，也眷念深圳，这两个感觉都是我，所以我能理解谷雪儿的香格里拉情结。
记者：目前，我们一直呼唤着震撼心灵的表达这座城市精神的精品。您觉得，女作家群中能涌现出来一批震撼之作吗？
李亚威：我相信深圳的生活一定会为女作家提供不竭的创作源泉，我相信在这片土地上，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撼的作品。
